醞釀數載解憂國之水患 “水十條”繪就治水路線圖醞釀數載解憂國之水患 “水十條”繪就治水路線圖
　　
　　水，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縱觀華夏文明史不難發現，治水與文明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華夏文明發展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與水抗爭而不斷前進的歷史。
　　
　　當今中國，治水早已不再是單純如古代大禹治水般的興利除弊。水資源管理、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態保護等極大地豐富了“治水”一詞的內涵。
　　
　　治水成為國家大業
　　
　　2015年4月，《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水十條”）出臺，再次使治水成為國家層面前所未有的大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中有不少涉及治水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增強水憂患意識、水危機意識，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重視解決好水安全問題。
　　
　　李克強總理指出，水污染直接關系人們每天的生活，直接關系人們的健康，政府必須負起責任，向水污染宣戰。
　　
　　“水十條”的出臺，充分彰顯了國家全面改善水環境質量的決心和信心，將對我國的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建設，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水十條”的出臺，為中國準確地認識水、公平地分配水、科學地利用水、有效地保護水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明確要求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水十條”的出臺，有利于推動新《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以及環境保護基本制度的貫徹落實，推動形成依法治水的嶄新格局。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水十條”提出要以水環境保護倒逼經濟結構調整，以環保產業發展騰出環境容量，以水資源節約拓展生態空間，以水生態保護創造綠色財富，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拓展空間。
　　
　　在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的宏觀政策背景下，“水十條”把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作為剛性約束，提出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空間布局等多項具體政策措施，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動指南，“水十條”用10大項、35款政策目標、238項具體措施，為中國水生態文明建設描繪出了一幅清晰明確的路線圖。
　　
　　黑色的“水地圖”
　　
　　在當今中國，水污染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
　　
　　從紫金礦業有毒廢水泄漏到廣西龍江鎘污染，從蘭州水污染到千丈巖水庫污染，一樁又一樁的水污染事件不斷摧殘著中國的水環境。
　　
　　根據《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地表水國控斷面中，仍有近1/10喪失水體使用功能（劣于Ⅴ類），24.6%的重點湖泊（水庫）呈富營養狀態。
　　
　　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北諸河和西南諸河等十大流域的國控斷面中，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19.3%和9.0%。
　　
　　作為我國北方的重要水源，黃河Ⅳ類以上水質斷面比例為41.9%。盡管淮河是我國開展污染治理較早的大河，但至今仍污染嚴重，2013年，淮河流域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28.7%和11.7%。
　　
　　除了跨區域河流廣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城市“龍須溝”依舊廣泛存在。
　　
　　當江河被污染侵襲時，與其共命運的湖泊也很難獨善其身。在環境保護部監測營養狀態的61個湖泊（水庫）中，富營養狀態的湖泊（水庫）占27.8%。
　　
　　作為大江大河的歸宿，海洋同樣遭受了嚴重的污染。9個重要海灣中，遼東灣、渤海灣和膠州灣水質差，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水質極差。東海近岸海域水質極差，劣四類海水點位比例為49.5%。
　　
　　地表水的污染也許我們能夠直觀地看到，而地下水污染卻是許多人最容易忽略的事實。數據顯示，全國4778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較差的監測點比例為43.9%，極差的比例為15.7%。
　　
　　嚴重的水污染問題使整個水生態環境受損嚴重。“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數量由過去的約1000個減至如今的260多個；三江平原濕地面積已由建國初期的5萬平方公里減少至0.91萬平方公里；海河流域主要濕地面積減少了83%；長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由100多個減少至僅剩洞庭湖和鄱陽湖，且持續萎縮。有專家指出，如果洞庭湖和鄱陽湖都與長江斷開的話，長江就將成為一條“光桿”水渠，將失去吞吐洪水、自然補水、調節氣候的大部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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